作者：泰勒尔（即梯若尔）张维迎总译校1998年《》借助博弈论工具，引入厂商之间的互动决策，改造了传统产业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从而在前人基础上整合了新框架。
公司金融理论作者：让·梯若尔
王永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公司金融理论》以公司金融和契约理论的联系统一全书，运用娴熟的分析和陈述技巧，在不对称信息框架下重新改写了公司财务理论。
博弈论作者：朱·弗登伯格 让·梯若尔
姚洋注释，黄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弗登伯格与梯若尔的《博弈论》在初级博弈论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是高级博弈论的经典教材。
作者：让·拉丰 让·梯若尔
石磊、王永钦译格致出版社等2014年1993年，拉丰与梯若尔的《》出版，标志着新规制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本书被引用次数超过4700次。
冯永晟
当我第一次看到《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时，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样子挑选出来的，难不成天才都从一个模子出来？不过，谢耳朵终究是虚构的，而梯若尔却名符其实—非凡的学术造诣举世公认，“经济学奇才”早已是他的称号—独获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谓实至名归，人们之前好奇的不过是他会因哪个领域的贡献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经济学奖委员会提供的54页的介绍可谓全面细致，笔者也不打算再次复述他的这些成就，而是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中国现实谈一下梯若尔的理论对中国的意义。
从梯若尔的理论
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纵观梯若尔所有研究，其基本思路是，市场和规制都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条件，再完善的市场也无法替代规制，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把梯若尔归入新凯恩斯学派。梯若尔的理论精髓恰恰暗合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趋势。
首先说明一下，新规制理论其实并不新，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理论界就开始从信息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规制问题；到1993年拉丰与梯若尔的《》（《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出版，标志着新规制理论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所谓新规制理论在很多国家的垄断行业规制改革中已经获得丰富实践经验。
有意思的是，新规制理论是在国外普遍的“放松规制”浪潮中逆势而进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天然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中掀起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自由化浪潮。但实际上，与国内对放松规制的通俗理解不同，他们对规制的作用认识得更为客观，正如Newbery在1999年其著名的《Privatization， Restructuring，and Regulation of Network Utilities》一书中所做出的最终判断：“自由化绝不意味着防止滥用市场势力所必需的规制的终结”。所以，放松规制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规制改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制是增强了，这种效果正是得益于以梯若尔为代表的新规制理论的发展。
梯若尔的研究使理论界、政策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市场会因何而失灵，如何设计规制规则来解决应对这种失灵，规制俘获该如何看待，如何设计规制机制来限制这一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他提供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告诉人们，传统规制方法因忽略信息问题而使受规制主体和规制机构都面临扭曲的激励。于是，规制方法不再是政府信手拈来的外生政策工具。最优规制的设计开始成为规制理论的研究重点。支持这种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核心的委托-代理理论，在这种理论下，规制机制的选择也要面临成本-收益的基本权衡，也就是说，规制能够（事前）限制企业滥用市场势力，但是必须付出信息租金，即损失一部分效率。
到此，笔者不再继续沿新规制理论脉络展开，而是要说明，新规制理论是围绕信息不对称问题展开的，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市场无法解决的，也正因为如此，规制不可或缺。实际上，纵观梯若尔所有研究，其基本思路是，市场和规制都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条件，相互配合，只不过相对地，他更偏向一点，即再完善的市场也无法替代规制（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把梯若尔归入新凯恩斯学派，但笔者却更倾向于就把他放在图卢兹学派中）。
反观中国的改革实践，梯若尔的理论精髓恰恰暗合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趋势。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主要看政府部门的决断和魄力。但现实困难在于政府，特别是职能部门并不清楚，该如何推动这一进程。自中共十八大之后，政府职能转变的主基调是简政放权，这是必要的，但放开之后，并不意味着市场效率的有效释放。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转变政府职能中的重点内容应该是双重的，弱化行政管理与强化经济规制并重。二者的区别在于，行政管理意味着企业的独立性并不彻底，政府部门的意志能够深度干预企业经营（也确实是中国现实）；而经济规制则意味着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规制契约关系，两者的地位相对独立（这恰是中国薄弱的环节）。
简政放权仅意味着政府在弱化行政管理，但是强化的市场力量是否一定符合效率标准和社会福利标准，这难以事前判断。但根据梯若尔的理论，我们可以“武断”地做出一个假设，市场失灵一定会存在。因此，要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有效的激励性规制将是政府部门必须掌握的政策工具，至少在长期内应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的方向。
从梯若尔的理论
看垄断部门的体制改革
梯若尔对中国垄断部门改革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加强对产业特征的深入理论研究。说到理论研究，中国人往往有一种隐含的观念，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的，认为描述事实性的东西才是好的研究，所以比较研究大行其道，而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却非常落后。
按中国传统的判断理论好坏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梯若尔的新规制理论绝对应该算是好理论。但也许正是这种认识，才可能使中国人在利用梯若尔的理论时，犯下想当然的错误，用新规制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种对梯若尔贡献的解读是失之偏颇的，甚至是不公平的。首先，梯若尔（与拉丰）强调的是不同产业的特征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并不存在一种所谓新规制手段解决所有垄断产业的问题，也绝不能把针对一个产业的分析结论简单地转移到另一个产业上，这也是为什么他几乎没做什么比较研究（经验研究的一种）的原因。当然，也正是因为他强调不同产业的特殊性，才使其在产业组织领域独树一帜。笔者这里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一—电力体制改革来说明其对产业特殊性的深刻认识。
梯若尔对电力市场的研究主要是与著名经济学家Joskow合作的。他们总共只写过四篇关于电力市场的文章（如果按工作论文算，实际上是五篇加一份补充材料）。这四篇文章重点各异，但精髓相通，均抓住了电力市场的独有特征：电量实时平衡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系统可靠性、缺乏实时响应的电力需求、电网投资的不可分性、输电容量的波动性等等。
他们指出，由于电力行业的这些特征，只依靠竞争性的电力市场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梯若尔仍坚持了他一贯的市场不能代替规制的思想，然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深入分析了每一种特征对市场监管或治理结构的要求。比如他指出，在特定特征和假设之下，价格上限规制（一种强激励规制）虽然会造成投资不足和市场价格扭曲，但是配合另一种规制手段，即容量义务和容量支付却能够修复投资激励。这种规制手段的组合恰恰是其他行业所不常见的。
当然，梯若尔也会得出一些与很多常识不相符的结论。比如在美国的电力市场中普遍成立了ISO（独立系统运营商）或TSO（电网系统运营商），但梯若尔却从与输电网紧密相关的特征入手，认为受规制的电网公司才是更好的模式。这种看似与现实相悖的结论背后，是美国电力市场对新规制理论的广泛应用（比如价格上限与容量要求或备用要求的配合使用），针对ISO的规制同样借鉴了对受规制电网公司的规制理念。
难能可贵的是，梯若尔对电力市场的研究涵盖了电力市场改革的所有重要领域：批发竞争、零售竞争、电网资源配置与市场势力、电网投资等。从某种意义讲，研究电力市场改革，如果不看这四篇文献，基本可以算是没有入门。类似地，梯若尔对电信规制、双边市场（如开源软件、搜索引擎等）规制、银行规制等领域研究均体现了这种思路。
反观中国包括电力在内的主要垄断部门改革进程，近十年来并无实质性推进。这其中既有缺乏理论指导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研究者并没有深入地理解中国产业的特殊性。从十年来的理论研究脉络看，以电力体制改革为例，研究者更倾向于做跨国或跨行业的比较研究，以为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提供借鉴。这种研究并非没有意义，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问题是，产业的差异性和国别的差异性，决定了这种借鉴的作用范围十分有限，甚至是有害。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缺乏任何理论支撑的条件下，实行了彻底的厂网分离，并确定了输配分离的改革方向。支持这种改革方案的仅仅是对英国模式的简单模仿。尽管国内理论界普遍地对厂网分离执肯定态度，但笔者却认为，彻底的厂网分离已经限制了改革路径的可选集合，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网的彻底分离已经使输配分离不具有任何改革价值。令人担忧的是，新一轮改革方案似乎仍未确定正确的方向，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的设计仍未有效触及。
总之，梯若尔对中国垄断部门改革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加强对产业特征的深入理论研究。说到理论研究，中国人往往有一种隐含的观念，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的，认为描述事实性的东西才是好的研究，所以比较研究大行其道，而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在中国却非常落后。但实际上，理论研究如同一架显微镜，恰恰是对事实更深入的反映。出问题的并非理论研究本身，而是研究者的理念。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梯若尔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其发展起来的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将现实问题与抽象理论高度融合的理念。这种理念带给你的感觉是，注视抽象的理论模型，展现的却是最真实的经济现象。中国的发展和改革需要这些理论，更需要这些理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专题编辑郑景昕、李旭，工作邮箱：zhengjx@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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